哪些扩大而有光辉

  叙事,是一种表现方式,同时就存在策略问题。我读了徐青峰的《血战台儿庄》创作随笔,看了他的第二稿、第三稿及最后的作品,发现在整个创作过程中,徐青峰的思路有一个似乎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变化,尽管基本构图不变,但他变动了画面上的叙事路径,调整了内在的叙事逻辑。这种变化是在第三稿出现的,后来继续调整,不断理顺关系,强化意图,并臻于完善,以此反映出他对战争题材的历史画创作新的理解。  面对着一个历史事件,历史画家必然要考虑如何用绘画的方式去叙述,或者说,按照一定的次序讲述故事,将事件组织在他的话语结构中。而画家能运用的就是视觉形象语言,通过人物活动及场景的设置,通过各种视觉基本元素,使其富有意味并传达某种意义。所以,讨论其意图指向很重要,讨论其叙事的路径更为重要,因为这些方向性的问题调动了绘画语言的活力,构成特定的意义场域。譬如,最初设计《血战台儿庄》画稿,徐青峰从电影资料中获得启发,决定以攻城为事件主体,以为其恰好可利用墙与河做文章,形成两个相互呼应的叙事空间,并隐含着众志成城或民族脊梁以及血流成河相关语义,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,这种设计很适合大众阅读。而依据历史资料,台儿庄外围战之后,便是北门争夺战,因此,徐青峰便选择了城北这一具体方位,以城墙为背景,墙外便是河,故而他就以日军越河攻占城头为指向,以双方拉锯混战为线索展开叙述。在画稿上,时间定格在激战过后,城头上下遍布双方的尸体,场面极其惨烈,而这一瞬间又出奇地安静。徐青峰想象着那一时刻,胜利到来了,是否会惊天地动鬼神?他出身于军人家庭,但战争离他太遥远了,其认识来源不是图书便是影像,他是在各种历史的陈述中培养起自己的英雄情怀,如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返。(《史记》)似乎非残酷无以言悲壮,不毁灭何以论英雄。当徐青峰做出战争叙事的第一个决定,虽然还是尸横遍野、血肉横飞,但他不是没有想法,即避开常见的两军博弈场面,利用静态的形象材料,打开一个可让人思考的叙述空间,而且他有意于强调这一空间的弥散性。  这一设计原则到了第二稿并没有改变。在这一阶段,徐青峰实地考察了台儿庄,并大量观看有关战争题材的影碟,通过不断比较,他认为那些影片拍摄质量高低并不在于图像,而是差在故事节奏的处理和声响的处理上(《血战台儿庄》创作随笔),这就涉及到叙事流程。故在第二稿的画面,我们可以看到从城墙被炸开的豁口处形成了两股人流,一股往上冲,一股往下扑,而往下的又与另一股往上的人流交织在一起,这种交织与对峙的态势一直延续到护城河的对岸,止于日军的装甲车。从整个构图分析,往上的势态还是主导的,这种内在的导向,既决定了叙事结构也决定了叙事节奏,特别是在叙述时不经意地诱导着人们对事件主题的阅读方向。如攻与守的逆向性关系,在双方尸体交织重叠的状态中根本无法分辨,但豁口下方因城墙倒塌所形成的三角形土堆,却将这一中心区域的叙事自然往上推移,城墙上的云梯也在拉升这一叙事导向。而真正高扬其上升趋势的,却是城头上挥舞的旗帜,以及那一队往上攀登的中国士兵。于是,胜利的主题被定格在这里。画面上,这是金字塔构图的顶端。  是什么促使徐青峰改变了这一方案?据他的陈述,是因为全山石的建议。二稿后,他去拜访全山石,先生说:不要全是尸体,最好人物再大一点,并加上一点战争的情节,而且画中一定要有中心人物。(《血战台儿庄》创作随笔)于是,徐青峰画第三稿时就将城墙豁口外堆积的尸体拿掉了,在护城河边添加了几组搏斗的人群,而中心人物便是一位大刀手(他设想的大刀队队长),但依然保留了城头那队向上攀登的人物。如此一改,第二稿所确定的叙事主线被拦腰切断了,难怪审稿时朱乃正说:光是城头的场面已经是一张完整的画了,没有必要画这么多。(《血战台儿庄》创作随笔)其中的意思,我想徐青峰一定领会到了,不然就不会有后面的自行调整。如他让一股弥漫的硝烟遮挡了豁口上端那一队攀登城头的人物,色彩变得灰蒙蒙,甚至城头那青天白日旗,也只是在硝烟中隐约出现;城墙与河的空间距离被压缩,墙没那么高,攀登城墙的梯子减少了,有的也放倒了。这意味着画面往上延伸的叙事路线被打断,至少是被盖住了。  但城墙上被炸开的豁口依然是徐青峰的关注点,也形成他叙事的新起点。他在那里又补上了一组出击的中国士兵,接续了原先从豁口通向河边的叙事路线,只是改变了叙事方向,即通过那跃出的身姿,形成下冲的态势。尤其是那举枪瞄准的中国士兵,将枪口正对着观众,在他的射程内重新建立了一个核心的三角叙事圈,其流程自上而下,一路铺述。虽然画面还是那个稳定的金字塔构图,但叙事重点被移到了金字塔的底部,这种导向又意味着什么,我以为是重现中国军队在死守后的反攻,而不再将表现的重点放在日本兵的攻城。台儿庄战役历时近半个月,战事反复,既攻又守,既守又攻,打得十分惨烈。仅北门一战便打三天,日军攻入又被打退,守军186团1营与日军还有过白刃战,而后北城墙炸塌,小北门炸毁,两处中国守军几乎全部战死,日军攻入。不过几日,中国的几路军队又包围了台儿庄,日军拼命突击,丢盔弃甲,溃散而逃。在攻与守的问题上,画家有许多选择的机会,也有许多处理的方式,但叙事意图必然随着视角的变化而变化,随着叙事方式的转换而转换,主题切入的分割点不一样了,对事件特点的揭示也不一样了。徐青峰最后决定在攻与守的转换点上切入,体现中国军队顽强拼搏的精神,故以城下的白刃战取代了城头的欢呼胜利,时间也选择在中国军队出城反攻,并以其向下与向外的叙述倾向,重新构筑新一轮的叙事逻辑,使其叙述话语中流露出强大的拒斥性,并让叙事节奏依次变化,衔接动静区域。譬如,从冲向河边的两位挥舞大刀的中国士兵,到举枪投降的日本兵与扶起负伤战友的中国兵,以及远处一队冲过护城河的日本兵,这是一过渡性区域,其节奏渐趋缓慢;当我们的视线再向外移动时,其叙事主体便是躺在地上的战死者,战场似乎陷入一片寂静,或者说,被寂静所包围着。动静之间,转换极其有序,而且在动静的节奏变化中,似乎又能听到声音,不仅仅是声响,而且是一种音乐,伴随着外部事件的进程而渐入人心的冥思与倾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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